戏窝子里“熏”出来的人

1953年，刘和平出生在湖南衡阳一个戏剧家庭。父亲刘钧是老报人出身，后来专门写戏，对湖南地方戏的把握到了“挥洒自如的地步”；母亲是湘剧演员，擅长演老生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他是在戏台的锣鼓声中长大的，“从娘胎里就开始熟悉舞台、唱腔和乐器”。

13岁因“文革”休学，15岁随父亲下放到湖南邵东农村。下放期间，父亲在农村发现了很多抄家抄来的书。白天干农活，晚上就跟着父亲一起读书。他的第一本史书是《御批资治通鉴》，工具书是《康熙字典》和《辞海》——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，在农村的煤油灯下，用字典逐字啃《资治通鉴》。

他还记得下放第一天跟农民去参加劳动的情景。挑一百多斤的担子，走了大概三华里，肩膀就肿了。离开的时候，一个老农民跟他说：“你要学会换肩，不能一个肩膀挑一百多斤，我们都做不到。”后来他给编剧同行讲“体验生活”，讲的就是这件事：“你要跟他们去同吃同住同劳动，你只是去采访、去问是没有用的。”

回城后，他做过三年专业长笛演奏员。那段经历对他后来写剧本的影响，他用一句话概括：“最好的节奏就是音乐的节奏。”1982年，他在衡阳当语文老师时写了一个剧本交给当地文化局，被看中后调至文化局，开启了十余年的舞台剧编剧生涯。

1993年，他编导的舞台剧《甲申祭》在成都得奖后到北京演出，获编剧一等奖、文化部文华奖。正是这部戏，让《雍正王朝》的制片方注意到了他。

“不会打字”的编剧，和一部比一部慢的戏

1999年，《雍正王朝》在央视播出。这是刘和平第一次写电视剧剧本，也是他唯一一部改编剧本——此后他的剧本全部是原创。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原著作者二月河：“出于电视剧本这种文学样式的考虑，改编名著要忠实原作，但又不能去重复别人的成功。”这部剧让他拿下了飞天奖和金鹰奖的最佳编剧。

从《雍正王朝》到《大明王朝1566》，他花了九年。从《大明王朝1566》到《北平无战事》，又是七年。这七年里，他遭遇了七次投资方撤资，理由几乎一致——希望他改剧本，增加感情戏，加快节奏。他的回答始终是：“前面的人为什么来了就走？因为他们要改我。”他做好了“七年不去挣钱的心理准备”，靠此前作品的积蓄维持生活。

刘和平至今不会用电脑打字，所有剧本都是口述完成。他曾跟剧组提要求：“给我配两个打字员，早上5点到中午12点一个，下午2点到晚上12点一个。”在他的工作室里，写作时他“从左边走到右边，右边走到左边”口述，助手记录。张丹丹说，陈宝国、王劲松等演员拿到剧本后，最初都想商量修改，但最终都发现“改不了”，“因为演的都是这个行业最好的演员，每一句台词都已与人物融为一体”。

他写东西从来不拉提纲，一个大想法形成了就开工。他形容自己的结构叫“乱石铺街”，“其实是无序可寻的”。他用了一个道家色彩很浓的说法来描述写作状态：“我口述，助手打录。这时刘和平已经不存在了，道家思想中‘无中生有’的状态出现了，闭上眼睛，我是‘无’的，而人物一一‘附体’，于是就产生了作品中的‘有’。”

“肉身退场，法身入场”

2026年4月25日，刘和平的首部谈艺录《六经责我开生面》在深圳首发。书名取自王夫之的名句——“六经责我开生面”，意思是经典要求我开辟新的面貌。花城出版社社长张懿说了一句很到位的话：“刘老师的新作以小见大，既是我们读懂历史剧的创作密码，更是走向中国历史精神的文化之书。”

在这本书里，他系统阐释了创作思想的核心概念：“历史意志”与“历史精神”，以及一套更凝练的方法论——“肉身退场，法身入场”。

所谓“肉身退场”，是写作时要忘记自己，让角色自己开口。他说得很具体：“我这个时候就是海瑞，我这个时候就是嘉靖，我这个时候就是杨金水。”他立下了一条严苛的“去说教化”铁律：凡作者替角色发声、直白输出观点的内容，一律推翻重写。“写着写着突然发现，里面到处都是刘和平，有什么不对呢？那就全部推翻。”张丹丹说，他有时半夜写着写着就哭了，掉了一大把头发。他说：“但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沉迷，可以废寝忘食，我就知道这是我这辈子该做的事。”

“法身入场”则更进一步——穿越到那个时代之后，用当时人的眼光看待当时的事。他强调创作要“隐恶扬善、拒绝刻意贩恶”，“让作品真正传递历史精神与人文关怀”。在历史剧创作中，他坚持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：历史精神真实优先。“真正的历史，是蕴含在那个历史阶段的。历史精神不是单一被书本、被史料记载，它活在了生活中——父与子的对话，母与子女的争吵，邻里之间的习惯。”

编剧卞智弘在新书发布会上说了一句非常精准的评语：“刘老师的创作心法，更像传统诗学，不是讲什么是诗，而是讲什么是好诗；不是讲我们怎么创作，而是讲我们怎么创作出好东西来。”

2026年9月，刘和平带着这本书回到湖南，在毛泽东文学院与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张丹丹对谈了两个多小时。随后又走进益阳清溪村——人民作家周立波的故乡，与800余名文学爱好者、高校师生围坐对话。他在周立波半身铜像前鞠躬，题写“立波潮头”四字致敬前辈。

会长在谈钱

刘和平现在的身份里，有一项是“中国电视剧编剧委员会会长”。这个身份比“编剧”复杂得多。

2025年10月，他在“好剧本是如何炼成的”剧集沙龙上提出：“现实主义创作要透过社会表象的真实，揭示文化成因的真实和人物心灵的真实。”他还分享了关于“经典叙事”的思考：“要学会停下来写剧，写出人物以外的人生态度，写出典型环境下不同典型人物、不同的人生态度，才能丰富作品的内涵。”

2026年6月，第六届金豪笔编剧之夜在宁波举办。他在行业峰会上援引数据：自2019年至今，卫视上线长剧体量减少70%，网络平台长剧播出量降幅达40%。他的分析很实在：“长剧一年比一年减少，原因很简单：一部长剧的创作，事先要思考、构思、翻阅资料，做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，这一段工作没有一分钱报酬。写完以后递交上去，花这么多力气，最后还可能无终而终。”

然后他讲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：编剧的收入是四五年甚至八年、十年的工作时长在一天所显示的数字，稿酬集中在一个自然年度核算缴税，导致“不少编剧耗费心血完成剧本，好不容易拿到稿酬买了房子，后续却面临大额补税的现实难题”。他对转向短剧的同行说了一句实在话：“至少写短剧能很快拿到钱，能生存。但写短剧时候不要忘记，赚钱以后还是要写长剧，写好的长剧。好剧本永远是稀缺的资源。”

一个写出了中国评分最高电视剧的人，在行业峰会上谈的不是“艺术理想”，而是编剧的税。这就是“会长”这个身份最真实的分量。

“无力感”与AI时代的创作本心

2026年，AI是影视行业最热的词。刘和平没有回避。

他在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大会上谈AI时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每一种新生事物，都是人类实践的成果，大可不必产生恐慌感。”他用“器、道、用”的中国哲学框架来解释人类与AI的关系：AI属于“用”的层面，人类始终主导着“用”，“人类永远在我们自己发明、发现，包括现在不断提高我们生产力的这些事物的上一层”。

但他真正想说的在后面。他认为专业人员在影视艺术创作中构建的“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”具有“唯一性、排他性、不可复制性”，这是AI不能取代的。“当你发现这部作品无法营造独有的典型环境，塑造唯一的典型人物，就意味着它没有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。所以，编剧要认真思考，写还是不写，能不能写好。纵然有时候是为稻粱谋，至少也要说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故事。”

他还用了一句很好记的话来收束这个话题：“只有相同的题材，没有相同的角度。 ”在他看来，无论是五代十国还是南北朝，题材本身是公共的，但“能不能找到特定时期形成的历史背景，和当时左右历史进程的文化思潮”，才是一个编剧真正的本事。

在金豪笔编剧之夜的演讲中，他进一步把AI时代编剧的核心能力拆解为三样东西：洞察力、想象力与表现力。关于洞察力，他再次搬出了那段知青经历。关于表现力，他以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中“不以物喜、不以己悲”八个字为例，指出其中巧用互文修辞、承载多层深意，正是编剧需要钻研的文字功底。

更有意思的是他对“无力感”的观察。他说当下科技与经济急速发展，人们普遍的共同感受是三个字——无力感。正因如此，那些表现人物无力感的影视作品反而更容易获得共鸣。他举了一个例子：“曾经不断表现英雄人物、超能力的作品，虽然获得过很好的票房和收视，但不久大家就不爱看了。公认写超能力最好的一部是诺兰的《蝙蝠侠》，恰恰是因为写出了蝙蝠侠的无力感。”

这段话放在他自己的作品序列里看，会浮现出一层更深的意味。他写的雍正、嘉靖、方孟敖，哪一个不是“无力”的人？2026年6月在上海与黄志忠、王劲松对谈时，他把这个判断上升到了创作方法论的高度：“真正能够感动观众、让观众心有所属好的文艺作品，里面的人往往都表现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。感到无力的时候，你再振作起来，那个力量是真正的力量。 ”

黄志忠为演海瑞，12天减重近20斤，闭关研读《明史》，写下数万字笔记，形容海瑞是“大明朝孤独的利剑”。王劲松演杨金水装疯，开拍前专门找刘和平请教。刘和平反问：“一个人如果不疯的话，装疯装三年，他是不是也真疯了？”然后在纸上写了五个字：“间歇性精神分裂症”。黄志忠后来形容《大明王朝1566》剧组的创作氛围有一种“摇滚感”，拍完之后留下了“后遗症”：“看什么都不顺眼，因为标准太高了。吃了细粮以后粗粮咽不下去。”

《北斗南箕之歌》：“每天都在写，不敢休息”

刘和平手头有一部写了很久的戏：《北斗南箕之歌》。讲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故事，从敕勒川到洛阳，推行汉化改革、迁都、平定叛乱的一生。这部剧2008年就有消息传出，到现在已经十几年。

2026年4月新书首发时，他给出的最新说法是：“每天都在写，不敢休息。 ”他坦言网友“字字珠玑”的评价让他欣慰，也让他更加审慎。他还提到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安排：未来不排除以“季播戏”的形式先推出部分内容。一个从来不拉提纲、拒绝一切“工业化流程”的人，开始考虑季播，说明他也在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。

现场读者问及《曾国藩》和《北斗南箕之歌》的关联，刘和平明确表示“不会把未完成的东西挪到新作中”，强调每一部作品都是独立的生命体。

他称这部剧为“步入晚年的青春洋溢之作”。一个73岁的人，用“青春洋溢”来形容自己正在写的东西。

有记者问他《大明王朝1566》首播遇冷、十年后才走红网络，他怎么看。他的回答很平静：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我知道你们现在不理解，我总得给你们看十年，不怕，二十年也不怕。”

“这是个物化的年代，不是文化的年代”

2015年，刘和平接受采访时说了一段话，语气比他平时要锋利得多。

“今天电视台播电视剧的风气，已经培养了一群不动脑子光看热闹光看娱乐的观众。这些东西，第一不担风险，第二投资成本低，第三周期快，形成了社会群体，在文化品位上集体下沉，这就是现实。今天是个物化的年代，不是文化的年代。大家都在比谁的手机更好，谁的包更好，谁的衣服更好，谁的车更好，谁会跟你比谁的文化更好？”

但他没有停留在批评上。“后人会来研究我们的今天，不能只留下一堆打打闹闹的东西，总得筛选下来一些有文化内涵有艺术追求的东西吧？我这个年纪的人，经历了这么多的事，有一种责任，通过艺术作品，完成对传统文化的升华。”

他也谈过为什么愿意花七年写《北平无战事》：“我也可以利用这七年去搞别的钱。无非是房子住得更好一点，车开得更高级一点。那个有什么用呢，是吧？个人追求不同吧。”

他有一句话概括自己的创作状态：“我苦习惯了，没有钱就省着用，但我们的目标永远是想写好剧本，不想写好剧本的编剧不是好编剧。 ”

他还在写

刘和平的微信朋友圈签名是一句《世说新语》里的话：“我与我周旋久，宁作我。”

他的家乡湖南出过一个思想家叫王夫之，晚年隐居石船山，在极其困顿的条件下写出了《读通鉴论》。刘和平把新书的书名定为“六经责我开生面”，取的正是王夫之的精神。张丹丹提到，湖南人兼具“菩萨心肠”与“怒目金刚”的特质，刘和平对此深表认同，“作品中始终传递对人物的理解与善意”。

从《雍正王朝》到《大明王朝1566》，从《北平无战事》到《北斗南箕之歌》，每一部戏的时间间隔都越来越长，但每一部戏的分量也从来没有轻过。一个不会打字的编剧，用口述的方式，三十年写了四部戏。在这个所有人都在加速的时代，他说了一句值得反复读的话：“我们这个时代进步得太快了，我们不敢不慢。 ”

本文写于2026年9月28日。文中涉及的个人经历、公司信息、行业观点及访谈引语，均来自公开报道、出版方发布内容、媒体专访及可查证的平台资料，落笔时已尽力核对，但无法保证每一个细节在发布之后仍然准确。若有后续更新或与官方信息不一致之处，请以最新发布为准。文中引用的言论、视频截图及他人评价，权利归原作者和发布平台所有，此处仅用于客观梳理与评论说明，不涉及商业用途。配图选用免费可商用素材；如涉及人物相关图片授权，已尽量注明来源，若有疏漏，请权利方告知，我们会第一时间核实并处理。观察与评价，属于个人基于公开信息的整理和判断，不代表任何机构立场，也不构成对任何作品、品牌或个人的绝对定论。读者朋友请结合自己的了解和判断独立参考。如有权利异议或事实更正，欢迎通过后台留言或书面方式联系，我们会在核实后及时调整或删除。